197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周年国庆，在北京度过。虽是大庆，则没有印象。那些天的日记，似乎也没有记下什么。国庆之后，我们迎来了1979级的新生。新生的入学，对学校原本已十分困难的校舍用房，则如雪上加霜。一场冲突，已不可避免。

 中国人民大学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自己创办的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。在“文革”之前，中国人民大学，几乎是革命干部的摇篮。然后，在文革之中，中国人民大学卷入了所谓的“二月逆流”，深受林彪等人的忌恨。1971年，中国人民大学停办，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进驻。于是，大学便成了兵营。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邓小平多次关心中国人民大学的复校问题。他曾经八次提及人大的复校事宜。最后，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拍板，恢复中国人民大学，并在1978年开始重新招生。

 1978年，当时的国务院曾下发了两个文件，即129号和166号文件，就人大复校的事宜，作出明确的批复。但是，文件下达之后，第二炮兵在退还人大校舍的问题上，则有点拖延。在他们占据的七万八千多平米的学校用房中，仅仅退还了一万九千平米的用房。为此，人大与“二炮”一直就住房的归还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谈判。但是，此项谈判，则由于二炮方面提出的“施工量不足“等等方面的理由而没有任何结果。当年，人大1979新生的招生工作，也因此受到影响。当时，曾计划招生二千人，最后减到了六百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中国人民大学发生了“文革”结束后的第一次学潮。

 这次以罢课和示威游行为主要内容的学潮，其直接的导火线，则缘于一个十分偶然的事件。1978年10月8日上午，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同志，例行到阅览室去看望学生。这位校长，可是一位资历深厚的老革命。当年，他曾是“创造社”的主要成员之一，另两位则是郭沫渃和郁达夫。后来参加革命，参加了长征。曾在解放区的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大任主要领导。成仿吾在看望学生的过程中，不经意地透露了一个信息：为了解决新生的吃饭问题，学校党委已决定将这一个唯一的阅览室改成新生食堂。这一消息，不径而走。当时，新闻系有几位同学在场，听到消息，便回来“广播”。我们这个宿舍，都是好事之徒。听到消息之后，本能的反应，便是要保住这个阅览室，而采取的办法，便是要将此事公之于众。

 在征得1978级新闻系学生会主席鲁晓晨同学的同意之后，我们立即起草一个快讯。题为《大阅览室危在旦夕》。快讯由余良军同学起草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。快讯写完，决定由尹韵公和卓培荣同学用毛笔抄写，他们的书法不错。一式三份。下午两点，这份快讯便出现在红一楼西侧的公告栏、图书馆门前、以及阅览室门前。这一个快讯，一下子点燃了人大师生积压了一年有余的愤怒之火。

 快讯是用消息的形式写的。注重事实。因此，有不少学生发生误会，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校方。因此，很快有不少的批评，直指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。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。于是，我们便酝酿起草第二篇文章，那是以新闻述评的方式写的。我执笔。题为《新同学为什么没有食堂？》。这一新闻分析，仍由尹韵公和卓培荣同学抄写。这篇新闻述评指出，校方欲将阅览室改为食堂，也是无奈之举。其根子则在于二炮拒不执行国务院文件精神，不愿意退出所占学校设施所致。述评明确提出，“忍让是没有出路的，我们必须行动起来”。可以说，新闻述评，扭转了此事学潮可能出现的偏差。

 当天下午和傍晚，关于阅览室事件，成了全校舆论的中心。这大概就是舆论的力量。校学生会发出了召开各系学生会主席参加的联席会议的通知，讨论要求二炮归还部分校舍、限期撤出人大的问题。当天晚上，人大操场，刚好放眏电影。期间，还发生了部分学生抢夺话筒要求说话的事件。

 一场学潮，一触即发。

1979年10月9日清晨，形势突变。

历史系的学生，不知道采用何种方式，居然在“二炮”司令部大楼（人大原教学楼）前悬挂出好几幅大字标语。强烈要求“二炮”归还校舍、撤出人大校园。标语甚至直呼“二炮”司令员李水清之名。李水清也是一位老革命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时候，他还同焦若愚等老同志获得了最高荣誉勋章。

七点多钟，学校操场旁边树起了一块很大的语录牌（现在叫广告牌），新闻系学生在此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。其中，最为出名的，是祁林同学撰稿的《逐步升级的冷战》系列文章。有之一之二之三……披露了人大同“二炮”长达一年有余的索房谈判内幕。那时候，在人大就读的高级干部子弟甚多，比如，刘少奇的女儿等等。许多内幕，人大学生唾手可得。此时，冠以“新闻系某月某日讯”的消息，不断地在大语录牌上出现，全面报道各系学生在此事件中的各类活动。校学生会据此称赞新闻系学生是这次斗争的“尖兵”。

九点半，课间休息。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的三十余名学生，齐心协力拆除了“二炮”设置在图书馆东侧的一段铁丝网，约五米有余。并收回一处平房建筑。当时，围观学生上百。大家齐声为世经专业的同学加油。当天中午，新闻系快讯发出：《世经同学首战告捷》。全校学生为之振奋。

下午一点，原定在次日召开的校学生会联席会议提前召开。地点为哲学系78级教室。热情高涨的同学，将教室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校学生会主席张晋峰主持会议。会议明显分为两大阵营。一派主张立即行动，并认为单纯采用校内大字报、以及和平谈判的方式，已不足以解决现实的问题。农经系的刘握忠同学在会上慷慨陈辞，听者均为之动容。中文系一位同学甚至大喊“秀才造反、十年不成，我们不能再犹豫了”。另一派，则主张理性从事，视情而行。但是，行动派很快占据上风。会议通过了10月10日举行全面罢课和上街游行的决定。张晋峰主席在迟疑之后，作出决定：立即成立校学生会执行委员会，下设宣传、资料、谈判各组，以及学生纠察队，并提出了这次斗争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。最低纲领其实要求不高，仅仅是要求“二炮”归还部分校舍，以解新生学习和生活所急。最高纲领也就是要求“二炮”按国务院文件精神，限期撤出人大校园。联席会议之后，各系学生会分头准备，比如，人手一面小三角旗，横幅、图板、漫画等等。我记得，有一幅漫画很有意思，是说北京之大，已容不下一张书桌。这是一张抗日战争期间反眏学生运动的著名漫画，有人将其改了，而斗争的目标，居然是当年的中共抗日英雄、著名将领李水清。历史真的很无奈。

当天晚上，学校领导听到风声，立即召开党委扩大会议。各系主任和总支书记均参加会议，商讨对策。应该说，校方对学生的行动，多少有点暧昧。但是，党委会之后，仍有决定。一是八位副校长立即行动，分头前往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、总参、总后，以及教育部、北京市委和“二炮”司令部汇报情况，陈之以急。二是要求各系主任和党的组织，分头做好学生思想工作。最终目标，是要劝阻学生上街。经过各方工作，有关归还校舍的谈判，预定10月10日上午举行“四方会谈”。参加谈判的各方是：教育部、北京市委、人大和“二炮”。但是，学生的情绪，依然高涨。迫于学生的压力，校学生会执委会表态：若次日的谈判在十一点半之前仍没有结果，全校学生将如期于下午上街游行，以表达学生合理诉求。

10月10日八点半，全校罢课誓师大会在图书馆楼前的广场召开。学校的广播站，不断地重复广播着新闻系起草的《告“二炮”官兵书》。誓师大会由校学生会副主席倪小庭主持，另一位副主席刘宪苏宣读了罢课宣言，校学生会文化部长张炳昆和生活部长谢中枢分别宣读了《给华主席、党中央的请愿书》和《给全国各高等学校的通电》。校学生会副主席赵传立（我的同班同学，毕业后居然去了中办工作，呵呵）通报了一年来人大与“二炮”谈判的情况。最后，张晋峰主席讲话，他要求同学们静待上午的谈判结果，在此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

但是，学潮的程序一经发动，一切都难以控制。约二千名学生，干脆在学校内进行“预热”。示威的终点，是校长办公室。他们围住了谈判的地点。似乎要给谈判增加筹码。

“四方会谈”十点开始。

然而，“二炮”代表，一位贺姓副司令员迟到了。会议推迟了十几分钟。与此同时，由校学生会执行委员会派出的全权谈判代表、校学生会副主席赵传立被拒之门外。学生记者，亦不能进场。总之，此次会议，有关方面态度很明确，不需要学生参与。同学们异常激动，场面有点失控。孙力余副校长出来做学生工作，晓以大义。

没有学生代表参加的谈判，没有实质性的进展。谈判结果，“二炮”只愿意归还一处小食堂。“二炮”方面同时声明，他们归还这一用房，是早就计划好的，而并不是因为学生罢课闹事的结果。谈判结束之后，“四方谈判”代表的三方：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、北京市委书记刘祖春（当年的体制设有许多书记）和学校方面，提出应与学生谈判代表见面。据说，“二炮”方面不同意，后经劝说同意参加，但又表明“不说话、不表态”。张承先副部长主持“四方会议”代表同学生代表的谈判。张副部长有一个长篇的讲话，主要意思是劝说同学们以大局为重，一切事务，都应在理性的框架内解决。但是，张的讲话，被学生代表打断。学生代表明确提出了针对“四方会议”谈判结果的三项基本条件。一是立即归还图书馆东侧的食堂和东风二楼;二是归还八百人小礼堂和体育馆；三是限期退出人大，并制定一张由校学生会执行委认可的时间表。显然，双方的差距太大，已不可能折中处理。十二点，谈判破裂。

10月10日十三点，中国人民大学罢课学生，分两路按计划走上了街头。一路队伍由六百辆自行车组成，全部是北京走读同学。另一路，由四辆解放牌大卡车和三辆大客车，分两次拉学生进城。这些车，是不是学校派出的，我已记不太清。反正，学校对此事格外关心。下午三点：两路人马，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集合。然后沿西长安街游行。队伍在天安门广场绕行一周，最后定格在中南海新华门……游行队伍的基本口号：“大学不是兵营，二炮必须撤走”，受到北京市民的同情和支持。校学生会主席张晋峰在新华门前递交了请愿书。但是，国务院没有任何领导出来，请愿书只好交到警卫人员手里。同学们对此不满，便在新华门前静坐，要求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关心人大学生的疾苦。静坐示威，持续了三个小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二千余人的示威活动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，甚至都没有影响交通。这一切，都应归功于学生纠察队。他们的工作，就是要让示威活动在法律规定和理性表达的框架内进行。这一点，是我们当年这一批学生的优点。因为，这一届大学生，成份复杂、其中有社会阅历的人较多，很多人经历过“文革”动乱，经验教训不少，他们当然懂得分寸的把握和理性的表达。十年后的学潮，以及由此引发的流血，既有处理的问题，也有学生自身的问题，因为他们思想太单纯，成分太单一，而缺乏自身的制衡能力。

晚上七点，游行示威结束。学校派了车来拉人。同时，随车还送来了吃的东西：肉包子和蛋花汤。回到学校，学生受到人大教师们的欢迎，包括一些著名的教授在内，如党史系的著名学者胡华等等。显然，学生的举动，是受到学校高度同情和暗中支持的。

晚上九点，学校广播站突然广播，传来多条振奋人心的消息。一是北京市委领导（据说是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）对学生们表示慰问。二是国务院已召集有关方面开会讨论人大的校舍问题。三是人大党委对同学们致以谢意。这些消息，是否属实，不清楚。至少，对学生们来说，这些消息是很及时的。

中国人民大学的索房示威活动，最终引起中央高度重视。其间，还发生过人大学生夜闯“二炮”政委陈鹤桥同志的私人住宅的事件，并扯出“反腐败”的敏感问题。这是令人头痛的问题。于是，1979年10月11日，中央军委在耿飚同志（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）主持下召集会议，据说，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，副总参谋长杨勇、总后勤部主任王平、以及第二炮兵政委陈鹤桥等人参加了会议。这次会议，作出先期退还人大一万余平米校舍的决定，同时，也传述了一位中央领导对人大校舍问题的意见。

10月12日，学潮结束。这次学潮，鲜有文字记录。也不为后人议论。因为，这次学潮是纯粹功利主义的。目的具体，行动有限，而且收放自如。